商標法是企業的生命法

1982年8月23日，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4次會議通過了商標法。
中國第一部商標法是英國人制定的。
　　1901年，清政府與十一國簽訂了《辛丑條約》。條約規定清政府分39年支付各國賠款本息合計白銀982238150兩，史稱庚子賠款。正是為了保證賠款得以切實償付，保護外國商品在中國市場上的流通，時任清政府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主持起草了《商標注冊試辦程》，并于1904年頒布。這部法律從起草到實施，都打上了濃重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時代烙印。
　　始于這樣一個發端，新中國的商標立法與制度建設莫不緊隨時代變遷而動蕩枯榮。親歷三部知識產權法律起草的專家、年過八旬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郭壽康給記者講述了新中國商標立法的變遷。故事從文革十年講起———
　　立法篇
　　突圍“紅旗”牌和“工農兵”牌
　　“十年”動亂，中國的商標制度建設陷于停滯。商標注冊停止了，商標局取消了，有關工作人員和研究者被下放勞動，在當時極左思潮的影響下，甚至很多商標都改了名。“花鳥魚蟲這些所謂修正主義的字眼都不用了，很多商標都改成了紅旗牌、工農兵牌或者是一些革命口號。”郭壽康說，“就是紅旗牌和工農兵牌，搞不好也是要受批判的。”天津當時有一個生產鞋油的企業把商標改為了“紅旗”牌。不料因為“紅旗”牌的主要產品———鞋油———是黑色的，竟被批判為“打著紅旗賣黑貨”。而將品牌改為“工農兵”的痰盂生產廠家，也被批判為是“向工農兵頭上吐痰，侮辱工農兵”。
　　隨著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商標法律制度也在一片荒蕪中迎來了春天。1979年，專利法、著作權法、商標法起草小組相繼成立，其中商標法于1982年8月在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成為了三部法律中出臺得最早的一部，并且“在制定過程中遇到的思想交鋒和阻力相對也小得多”，郭壽康說。<
　　“花錢買婆婆”時代的終結
　　阻力小的第一個原因，是起草小組盡量避免意識形態之爭，著力解決實際問題。“當時基本的目標是先把商標法制定出來，讓這個領域有法可依。”郭壽康說，“主要解決兩個問題，第一個是變強行注冊為自愿注冊，第二個是賦予商標注冊人以商標專用權。”而這兩點，是對當時實行的、1963年出臺的《商標管理條例》的徹底顛覆。
　　新中國成立后，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于1950年公布了《商標注冊暫行條例》及其細則，規范奉行了商標自愿注冊的方針，同時也對商標注冊人的權利作了規定。隨著1956年社會主義改造的完成，1963年頒布的《商標管理條例》的立法政策有了根本的改變。它規定，商標實行全面注冊原則，亦即所有商標強制要求注冊，不注冊不得使用但卻沒有規定注冊商標注冊人的相關權利。“實際上當時的商標已經不具備真正意義上的商標的性質，只是一種管理的手段。”郭壽康說，“所以在當時就有企業抱怨說，這簡直是‘花錢買婆婆’。”
　　為了改變這種只有義務沒有權利的“花錢買婆婆”現象，1982年的商標法規定“商標注冊人享有商標專用權。”規定用的是“專用權”，而非國外立法中常用的“專有權”，這一字之差，正是起草小組的良苦用心所在。
　　“當時這個問題很敏感，因為全民所有制體制下，所有權只能屬于由國家代表的全體人民，而不是屬于某一個具體的企業。”郭壽康說，“如果用專有權的提法，那一定會遭到強烈的反對。我們就想了個折中的辦法，以這個方式把商標注冊人的權利寫上去。”
　　阻力小的第二個原因，是因為當時市場經濟還沒有起步，人們的商標觀念很淡薄，意識不到這里有什么值得爭的東西。
　　隨市場一起走向成熟的商標立法
　　人們的品牌意識、商標意識，是在市場上，特別是國際市場上一次次的教訓中培養起來的。
　　郭壽康給記者講了一個故事。有一個上海的鬧鐘廠商，品牌叫做“三羊”，曾經出口產品到英國。當時的英文商標就把“羊”翻譯成了“G°“ι”。“三羊”牌鬧鐘質量很好，價錢也很有競爭力，當時在國內市場上供不應求，但在英國的銷量就是上不去。廠商百思不得其解，經過調查才發現問題就出在商標上。原來“G°“ι”這個詞，在英語俚語中含有“色鬼、好色之徒”的意思，這樣的品牌當然不會受到歡迎。郭壽康說，類似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中國的生產者就是這樣開始學習“內外兼修”的———既重質量，也重營銷手段，商標意識越來越強。
　　據國家工商總局公布的《2008中國商標戰略年度發展報告》顯示，2008年國內和國際申請商標合計達698119件，注冊商標403469件。而1982年，這組數據為18565和17057。
　　隨著中國商標領域呈現空前的繁榮，商標立法也在不斷完善。商標法在1993年和2001年做的兩次修改正是在中國企業不斷進步，中國市場逐步融入世界市場的大背景下進行的。修改后的商標法增加了服務商標的規定，增加了對馳名商標的保護，并逐步做到了與TRIPS(《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接軌等等。
　　商標領域的法律法規日益成熟、規范。時至今日，我國已建立起包括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以及司法解釋等在內的一整套商標法律保護體系。
　　司法篇
　　“KODAK”，就是用在電梯上也不行
　　法律有了，人們的品牌意識增強了，有關商標方面的糾紛自然而然地多起來了。僅2008年一年，全國地方法院共收到和審結知識產權民事一審案件24406件和23518件，比2007年增長了36.52和35.2，其中新收的商標案件6233件，比上一年增長了61.69。商標權糾紛案件有不少是因“傍名牌”而起的。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審判第三庭庭長孔祥俊就向記者介紹了兩個案子。
　　KODAK，中文翻譯為柯達，是一個完全的原創名詞，靈感來源于拍照時相機發出的“咔嗒”聲。從1888年起，其注冊人伊士曼柯達公司(下稱伊士曼公司)就將“KODAK”作為商標使用在照相機上，上百年的發展讓其成為全球知名的品牌。上世紀七八十年代，“KODAK”品牌及其產品進入中國。若干年后，中國一家經營電梯及相關產品的企業，將自己的企業名稱注冊為“科達”，同時將“科達”和“KODAK”字樣標識于商品上，并廣為使用。2005年，伊士曼公司以侵犯商標權為由將科達公司告上法庭。
　　“這就是俗稱‘傍名牌’的一個典型案例。”孔祥俊說，“‘傍名牌’的表現方式有很多，比如把馳名商標注冊為商號、用于知名品牌類似的包裝裝潢、把相同的商標用在不同類別的商品上等等，都很典型。”最后，法院判決科達公司停止使用“KODAK”標識，并賠償伊士曼公司相關損失。
　　兩個“長城”的困擾
　　去餐廳用餐，點酒水時你會對服務員怎么說?是說“來一瓶茅臺，兩瓶燕京”?還是說“來一瓶貴州某某酒廠生產的茅臺牌白酒，和兩瓶由北京某某啤酒廠生產的燕京牌啤酒”?恐怕一般人的選擇都是前者吧。就是這樣一個熟悉得幾乎為人們所忽略的生活細節，卻成為了一起侵權賠償數額高達1061萬元的商標糾紛案的事實認定關鍵。
　　中糧公司的葡萄酒品牌———“長城”注冊于1974年，并在長期經營中獲得了較高市場聲譽。1999年，嘉裕公司生產的葡萄酒產品以“嘉裕長城”為名進行了商標注冊。兩個商標外觀上存在一定差別，很多人據此認為兩個商標不會造成混淆，“嘉裕長城”不構成侵權。但“法律的生命不在于邏輯，而在于經驗”，混淆與否的判斷不應該放在紙面上，而應該放在實際生活中。“酒類消費品的呼叫很重要，消費者往往只是籠統地稱呼一個牌子。”孔祥俊說，“比如葡萄酒市場的相關公眾只要看到‘長城’、‘長城牌’文字或者聽到其讀音，通常都會聯系或聯想到中糧公司的葡萄酒產品及其品牌。”據此，法院認定“嘉裕長城”會在市場上導致公眾將其誤認為與“長城”牌及其產品有實質上的關聯。
　　商標法是企業的“生命法”
　　如果說“KODAK”案很典型、爭議相對不算大的話，“葡萄酒案”就讓孔祥俊等審判人員很為難了。
　　由于歷史原因，嘉裕公司已經發展得頗具規模。“一旦判它侵權，‘嘉裕長城’的牌子就不能用了，很可能這家企業就垮了。”孔祥俊說。訴訟結果關系企業的生死存亡，審判人員也在做激烈的思想斗爭。孔祥俊說“我們對這個案子的判決慎之又慎，判決書草稿改了又改，反復論證、衡量。”抉擇是艱難的。然而如果不依法做出取舍，無異于容忍甚至變相鼓勵“傍名牌”的行為。最終最高人民法院判決“嘉裕長城”商標侵權，并承擔1061萬元的賠償。
　　現在談及這起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人民法院判決的侵權賠償數額最高的商標權糾紛案，孔祥俊固然為維護了商標法的尊嚴而欣慰，但另一方面他也不是不痛心的。
　　品牌，是企業發展的根本商標，就是企業生存的命根。
　　“從這個意義上講，商標法就是‘生命法’!”孔祥俊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