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燕京學社建立標志燕京大學躋身世界一流

在過去的研究中，對于燕京大學“教會大學之首”、“世界一流大學”的地位都作出了肯定，但是到底從哪一年起，燕京大學才可以稱得上是一流大學？燕京大學歷史研究專家陳遠先生最近在他的《燕京大學1919―1952》一書中，為我們還原了燕京大學躋身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一刻……

　　“燕京大學從哪一年開始成為了世界一流大學？”對這個問題的探討有割斷歷史的危險，因為在燕京大學的發(fā)展史上，向一流大學邁進是一個持續(xù)不斷的過程，而非突變。盡管如此，筆者依然謹慎地認為，1928年，可以說是燕京大學確立起世界一流大學地位的一年。

　　其一，是因為燕大在國民政府教育部所舉行的考試中的表現(xiàn):1928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舉行14個私立大學的特別考試，兩個燕大的學生得了最高分，而學校一、二年級水平和不及格人數(shù)與其他大學相比較，燕大也處于最好的水平。其二，是因為在同一年，美國加州大學對亞洲高等院校的學術水平進行調(diào)查，結(jié)果燕大被列為全亞洲最好的兩所基督教大學之一，并認定燕大的畢業(yè)生可以直接進入美國的研究生院攻讀學位。

　　燕京大學成為世界一流大學的另外一個標志性事件，是至今仍在運行的哈佛燕京學社的建立。

　　哈佛結(jié)緣燕京:

　　出于偶然，始于競爭

　　哈佛與燕京的結(jié)緣，出于偶然，始于競爭。

　　燕大組建不久之后，司徒雷登在為學校募捐的過程中得知美國鋁業(yè)大王霍爾去世前留下遺囑，其遺產(chǎn)除了留一部分給親屬外，其余部分一分為三:三分之一捐贈給鋁的發(fā)現(xiàn)者所在的奧柏林學院；三分之一捐贈給南部各州的中學；其余三分之一捐贈給美國人在亞洲和巴爾干地區(qū)創(chuàng)辦的高等學校。

　　當時凡是有資格獲得遺產(chǎn)的學校都提出了申請，甚至連一些不夠資格的學校也在想方設法地試圖碰碰運氣。而該遺囑的執(zhí)行人之一阿瑟・戴維斯恰巧是燕大副校長亨利・盧斯的朋友。燕京大學當然不肯錯過這樣的機會，亨利・盧斯安排司徒雷登和阿瑟・戴維斯在紐約共進午餐。關于那次經(jīng)歷，司徒雷登在其回憶錄中有極為生動的敘述:

　　戴維斯先生毫不留情地考問我，我也完全知道他這樣做是為了衡量我。那是一次可怕的經(jīng)歷，弄得我十分緊張，心里為自己事業(yè)的前途擔憂，連吃的東西也顧不上看一眼。一席話下來，出了一身冷汗。隨后，戴維斯先生說:“今天下午我就動身去巴黎，但是我會同意我同事的意見(約翰遜先生已經(jīng)答應給50萬，如果他能使戴維斯先生信服的話)。不過，不要讓你的代理人來打擾我們。你回去，辦一所值得支持的大學，到時候我們會盡我們的責任。再見。”過了一年左右，當我再次見到約翰遜先生時，他說:“我們已經(jīng)決定給你100萬。是的，我們一直在觀察你，我們打算把數(shù)目增加一倍。”后來，我提出切實理由，要求他們把數(shù)目增加到150萬，他們同意了，然而，我卻又因此經(jīng)歷了一次難堪。

　　做完亞洲的分配之后，霍爾基金的賬面上還存有大約450萬。哈佛在此次申請中雖然也極力想分到一杯羹，但是卻因為不符合條件始終沒有成功。關系千萬重，哈佛企業(yè)經(jīng)營管理學院的院長，恰巧是約翰遜律師的大學同班同學，于是約翰遜便打電報給司徒雷登，商量如何處理那些還沒有分配的余款，并且要求司徒雷登去哈佛，同那里的人一起商量如何在不違背遺囑意愿的情況下制訂出一個也可以讓哈佛參與的方案。

　　建立哈佛燕京學社

　　此時，燕京大學與北京大學再一次在歷史的閘口狹路相逢。

　　當時霍爾遺產(chǎn)在中國受益最大的大學并非燕京，而是北大。北大用其獲得的捐贈與哈佛合作開展?jié)h學研究，但后來因為參與研究敦煌石窟的美國人華爾納偷盜千佛洞壁畫而中止。霍爾基金會和哈佛大學在遷怒于華爾納的同時，對于和北大的合作也開始意興闌珊。司徒雷登在了解這一情況之后，1925年秋專程趕往美國做工作，向哈佛提出由燕京與其合作，繼續(xù)開展?jié)h學研究。

　　當時的哈佛是美國第一流的大學，盡管在漢學研究方面并不突出，學術名聲卻極為響亮，有良好的教學、研究條件，是西方教育模式的典型代表；燕京大學雖然還名不見經(jīng)傳，但是其學術潛力也已經(jīng)開始展現(xiàn)出來。經(jīng)過討論協(xié)商，兩校于1925年達成建立“哈佛燕京學社”的協(xié)議。

　　第二年初，霍爾基金會撥款640萬美元作為該學社的研究和活動基金。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籌備，哈佛燕京學社于1928年1月4日正式成立，其目的為“通過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以及中國其他研究機構(gòu)的合作，保證為其學術研究提供便利，資助出版那些經(jīng)學社董事會贊同的有關中國學方面的研究成果。它期望學社保證在中國的研究中心里對從事研究的學生在各方面有所幫助，并將與中美兩國其他學校的研究所協(xié)作”。學社本部設立在哈佛大學。

　　成立當天，合作雙方選出了一個由9位代表組成的決策委員會。這9個代表分別來自哈佛大學托事部、燕京大學托事部和霍爾基金會。決策委員會是哈佛燕京學社的最高權(quán)力機構(gòu)。

　　燕京大學學術起飛

　　美國的哈佛燕京學社成立不久，燕大的哈佛燕京學社國學研究所也于1928年2月10日宣告成立，并特別聘請著名歷史學家陳垣出任所長，后來陳垣成為輔仁大學和北京師范大學的校長。為加強對學術研究的領導，燕大哈佛燕京學社組成了一個5人學術委員會，除陳垣之外，還包括洪業(yè)、博晨光、法國著名漢學家伯希和以及葉理綏。

　　燕大哈佛燕京學社的日常工作，由學社下屬的“北平行政管理委員會”執(zhí)行干事負責。這一職位最初由博晨光擔任，10年之后，由于博晨光和葉理綏關系緊張而辭去職位，改由洪業(yè)繼任。洪業(yè)是位氣魄極大的史學家，在他的倡導下，燕大哈佛燕京學社創(chuàng)立了《引得》編纂處。在近20年的時間里，學社先后完成出版了64種、81本中國古籍“引得”，內(nèi)容涉及《十三經(jīng)》《莊子》《墨子》《荀子》《佛藏》《道藏》《宋詩》《元詩》《遼金元傳記》《容齋隨筆》等中國古代名著，也包含了各代歷史書籍和小說“引得”。這些“引得”至今依然是世界漢學研究者的重要工具書。

　　從1928年開始，哈佛大學同燕京大學開始相互派遣研究生和訪問學者，洪業(yè)和博晨光就是第一批被哈佛大學聘為教授的燕大教師。

　　當年那些被燕大派往哈佛的學者，在之后的歲月中都成為各領域內(nèi)的學術重鎮(zhèn)，比如世界古代及中世紀史、先秦史專家齊思和，之后曾擔任燕京大學歷史系主任；蒙元史專家翁獨健，后來成為燕大的最后一任校長，之后又擔任中國社科院民族所副所長；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所長鄭德坤，人類學和民族學專家林耀華，魏晉南北朝史及日本史專家周一良，宋史、近代史以及古籍學專家聶崇岐、清史專家王鐘翰等。

　　燕京大學的洋弟子們

　　而被哈佛派往燕京學習深造的洋弟子之后的成就也同樣令人驚羨。

　　二戰(zhàn)之前美國最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歐文・拉鐵摩爾，在1930年至1931年間為哈佛燕京學社研究生，1935年，當世人對中共領導下的席卷廣大農(nóng)村的人民革命一無所知或?qū)⑵涿鑼懗商旆揭棺T之際，拉鐵摩爾秘密進入蘇區(qū)進行訪問，以了解第一手情況。之后返美從事學術研究，出版《滿洲:沖突的發(fā)源地》，引起極大注意。1941年又以羅斯福總統(tǒng)私人代表的名義在重慶擔任蔣介石的政治顧問，但因與蔣氏不合，翌年奉調(diào)回國。1944年又隨美國副總統(tǒng)華萊士訪問中國，其一生頗為傳奇。

　　比拉鐵摩爾出道稍晚，但日后聲望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是費正清，他于1932年至1933年間接受哈佛燕京學社資助來華研究深造，二戰(zhàn)期間任職于美國駐重慶大使館，返美之后在哈佛任教，其后在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建立了東亞研究中心，也就是之后的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以其不朽學術巨著《中國科學技術史》享譽中外的李約瑟，也是哈佛燕京學社項目資助的來華學員之一，他于1936年開始專心致力于中國科技史的研究，20世紀50年代曾經(jīng)參加美國在朝鮮戰(zhàn)場使用細菌戰(zhàn)的調(diào)查團。

　　其他如康奈爾大學中國史榮譽講座教授畢乃德、賓夕法尼亞大學中文榮譽講座教授卜德、哈佛大學蒙古史及蒙古語教授柯立夫、芝加哥大學馬丁・賴爾森、中國史榮譽講座教授顧立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狄百瑞等，無一不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學術成就。

　　這些經(jīng)由哈佛燕京學社造就的人才，使得哈佛燕京學社成為世界漢學研究的中心，而哈佛與燕京的這一聯(lián)合，讓名不見經(jīng)傳的燕京一躍躋身于世界一流大學的行列。

　　燕京大學盔甲廠時期(1919―1926)，校長司徒雷登與教職工的合影。
文章來源： 中國新聞網(wǎng)